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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藏日喀则江孜县卡若拉冰川附近，始祖鸟与蔡国强团队策划的《升龙》烟花，在高原上空绽放彩色烟幕。烟花落幕，疑问随之而来：这场表演是否会给青藏高原留下生态伤疤？
在长期关注青藏高原保护的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顾垒看来，高原表层土壤破坏后极难恢复。他告诉南都N视频记者，烟花冲击波会破坏植物根系，粉尘与颜料在低温少雨环境下可能留存数年，加重生态负担。但更令顾垒担忧的远不止眼前这片草甸，更怕开此先例，以后各方照葫芦画瓢，以为“破坏皆可修复”。
环评争议同样突出。日喀则市生态环境局江孜县分局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称，此次活动在生态环境局备案过，手续也合规，由于烟花使用的是环保材料，因此不需要进行环境评估。对此，顾垒也表示，没有任何法规规定使用环保材料就可以免除环评程序。
不过，西北政法大学环境法律与政策究中心主任、副教授丁岩林告诉南都N视频记者，当前烟花表演的法律定位的确存在模糊性。依据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》，烟花这类临时性活动未被纳入环评监管，其法律定位模糊，难归为建设项目或户外运动，缺乏对应法条。
据媒体公开报道称，9月22日，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工作人员表示，当天上午自治区就此事开了专题会，第一时间会派工作组到现场，到时候会形成一个三级的调查组，全部工作开展完后，会有一个通报。
长期关注生态环境保护的志愿者李恩泽接受南都N视频记者采访时提到，建议当地公开该活动的相关资料，包括环评报告、修复方案以及环境监测数据。
生态影响：土壤破坏不可逆，动物生存受威胁
事发地的海拔高度介于4500-5050米之间，主要的植被类型是高山草甸，此外低处河边可能有少量灌丛，高处可能还有一些流石滩或冰缘带植被。
“草毡层既重要，又脆弱，过度放牧、基础建设或大型活动（比如说本次烟花秀的事前搭建和事后清场）都很容易对其造成破坏。”顾垒说。
顾垒认为，烟花表演对高原生态的破坏可能是长期且不可逆的。“表层土壤一旦破坏极难自然恢复，而爆破产生的冲击波可能直接破坏植物根系，导致无法结籽，带来不可逆的影响。”
由土壤母质开始的植被自然恢复也非常困难。顾垒解释说，因为它极度贫瘠，几乎不含有机质和微生物，无法支撑植物生长。“只有经历了极其缓慢的有机质积累过程，先锋植物偶然定居、死亡后贡献有机质、以及这一小概率事件的反复发生，土壤母质上才有可能长出新的草甸，而这一自然恢复过程可能长达数十年。”
烟花表演产生的粉尘和颜料几乎不可能被完全清除，在低温少雨的环境下，外来物质可能存留数年，持续加重生态负担。
针对主办方声称通过盐砖引导鼠兔等小动物离开燃放区的说法，顾垒表示质疑。他指出，很多食草动物有舔食盐分以补充矿物质的习性，但这种行为在鼠兔中并不常见。“就算鼠兔喜欢吃盐，指望靠盐砖就能将鼠兔引离特定区域，也是不切实际的。”
顾垒还指出，盐砖对野生食肉动物和鸟类是没有吸引力的，主办方并没有提出保障这些原住民权益的措施。“秋季正是动物们‘贴秋膘’或储备越冬食物的关键时期，此时受到惊扰将直接影响其冬季生存概率。”
“烟花燃放产生的巨大噪声和震动可能导致小型动物的强烈应激反应，严重时可能导致死亡。而依赖鼠兔为食的捕食者同样会受到干扰，甚至因食物减少而面临生存危机。”顾垒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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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原生态修复困境：自然恢复漫长，人工干预效果有限
高原生态损伤的修复难度极大，自然恢复需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。
对于主办方提到的将对草甸、农田进行翻土与植被修复这一方案，顾垒表示不赞同。在他看来，土层深厚的地区，翻土或许是一种有效的修复手段：通过将地表污染物埋入地下等待自然降解，同时利用翻上来的肥沃土壤促进植物生长，从而避免对植被和景观造成长期负面影响。
然而，这种方法在高山草甸上行不通。顾垒解释道，深埋的将是表层宝贵的有机质，而翻上来的则是缺乏营养的土壤母质，即使进行播种，也极难恢复草甸植被。“如果不理解高原植被的脆弱性和恢复规律，所谓的修复，不过是对自然的又一次伤害。”
自然恢复需要极其漫长的时间，而人工修复则缺乏既快速又经济的有效方法。即使真正尝试人工干预，修复效果也未必理想。
顾垒提出了两种常见思路，但他指出，这两种方式均存在问题。以移植现成草皮为例，顾垒表示，“若从青藏高原其他地区挖取草皮铺设，本质上只是将破坏转移到了另一个区域，并未实现真正的生态修复。”
而对于土壤改良与播种，土壤改良的具体标准缺乏明确依据，且操作者很可能并未收集该区域原生草本植物的种子，缺乏合适的播种材料。
针对主办方声称使用“生物可降解材料”的说法，顾垒指出了高原环境的特殊性。“青藏高原具有低温、低降水的环境特点，导致生物活性极低，微生物分解能力远不如平原地区。”这使得即使所谓的可降解物质，也可能在高原环境下长期存留，加重生态负担。
而让他最担忧的操作是，随意使用一些观赏植物种子进行播种，例如在藏区所谓的生态修复或景观营造中常用的波斯菊、孔雀草等。“这样可能形成与原始景观格格不入的花海，实际上引入了外来物种，带来新的生态问题。”顾垒说。
李恩泽也对活动方提出的“翻土修复”方案表达了担忧。他指出，在高原冻土环境下，不科学的修复可能造成二次生态破坏。“土壤翻动后，植被多年难以重新生长，人为踩踏还会进一步加剧生态损伤。”
还有一种观点也值得重视：即使不进行人工修复，等待自然恢复也比传递“破坏是可以修复的”这种错误信息要好。
令植物学家们担忧的是，这种错误信息可能导致其他地区照葫芦画瓢，继续盲目开展类似活动。
环评争议：环保材料能否免除法定责任？
日喀则市生态环境局江孜县分局的一位负责人回应称，此次活动在生态环境局备案过，手续也合规，由于烟花使用的是环保材料，因此不需要进行环境评估，乡、县等政府同意即可。政府此前开过多次会议，研究选址、评估调查周围有哪些野生动物等，最终的选址不属于生态保护区，周围无人居住。
针对当地相关部门“使用环保材料不需要环评”的说法，顾垒表示，没有任何法规规定使用环保材料就可以免除环评程序。
“从《环境影响评价法》的角度看，像烟花表演这类一次性活动确实可能处于管理的灰色地带。”顾垒表示，环评法主要管理对象是规划和建设类的项目，即永久性改变环境的项目，而一次性表演活动本身可能不需要环评。
然而，这类活动通常伴随一些临时性建设，如修路、用水泥固定烟花架子、铺设电缆挖沟等，这些临时性破坏在环评法中缺乏明确约束力。
“即使使用环保材料，也不代表不需要环评。”李恩泽也表示，“生态环境保护是重中之重，即使是内地的小荒山进行修复利用都需要进行环评，更何况是海拔5500米的高原冻土敏感区域。”
他也建议，政府应公开该活动的相关资料，包括环评报告、修复方案以及环境监测数据。
法律定位模糊：烟花表演难以归类，监管依据缺失
丁岩林也指出，根据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》（2021年版），环评要求根据项目类型和规模划分为报告书、报告表和登记表三类。可以发现，烟花表演这类临时性活动的确并未被纳入名录监管范围。
“像燃放烟花爆竹这类活动，确实没有环评这一说。”丁岩林表示，只有当活动构成“建设项目”时才需要环评，而烟花表演属于一次性活动，不在传统环评管理范畴内。
丁岩林分析，烟花表演的法律定位存在模糊性。从活动性质看，它既不属于传统的建设项目，也难以明确归类为户外运动或旅游活动。“法律上一般会对活动类型有明确界定，但这个事件很难找到对应的法律条文，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案例。”
对于当地政府“只需乡、村、县三级政府审批”的说法，丁岩林也提到，这属于活动审批而非环评审批，两者性质不同。“重大活动确实需要审批，但这是活动安全层面的审批，与环保审批属于不同范畴。”
现行的环评制度采用目录管理模式，只有纳入名录的项目才需要开展环评。丁岩林解释说：“在目录的要做，不在目录的不用做。像燃放烟花过去如果要做环评，主要关注的是对大气的影响，一般都是在硬化的城市地面上进行。”
然而，高山草甸环境与传统烟花燃放环境存在本质差异。烟花表演对地表生态的影响评估目前缺乏法律依据和要求。“环保局认为不需要环评，这个理解从现行法律上看可能没错，但确实存在监管漏洞。”丁岩林说。
丁岩林也提到，目前缺乏对该活动生态影响的科学评估。“在不清楚具体实施方式的情况下，对生态环境损害的判断可能不准确。”
他建议，当地应尽快进行科学评估，包括生态环境基线调查、活动前该区域的植被覆盖状况、植被种类密度、野生动物种群情况等基础数据。“应当评估活动强度对地表植被和野生动物的影响，以及燃放释放物和爆炸对生态环境的影响。这些都需要专业调查。”
对于事件后续处理，丁岩林认为关键要看该区域是否属于禁止或限制开展活动的区域。“如果是禁止进入的区域，那么活动本身就可能违法；如果不是，那么主要问题在于如何完善监管。”
9月21日，日喀则发布情况通报称，日喀则市委、市政府高度重视，已成立调查组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核查，后续将根据核查结果依法依规处理。
同日，蔡国强在其社交媒体上发布致歉声明，承认确实存在考虑不周之处，并深表歉意。他和工作室表示将主动配合第三方机构及相关部门，就此事对自然生态造成的影响进行多方面的评估，并将以实际行动保护青藏高原生态环境。
品牌方始祖鸟也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致歉信表示：“我们深知仅仅道歉是远远不够的，我们有责任在政府部门监管下，配合艺术家团队对该项目全过程的环境生态影响进行复核，邀请第三方专业环保机构，开展严谨而透明的评估工作。”并承诺将依据评估结果与社会各界的反馈，展开及时有效的补救行动。
采写：南都N视频记者王玮 发自北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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